科學基礎對於南海外接式硬碟主權到底有多重要
  《瞭望東方周刊》記者齊岳峰  辦公室出租特約撰稿徐志良/廣州  北京報道
  廣州的盛夏炙熱燒烤無比。
  沒有外出的時候,這位叫做梁松的老者都會獃在外接式硬碟女兒家裡。
  長達14年的時間里,梁松曾執掌中新竹售屋國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。在廣州市新港中路353號的大院里,他留下了太多過往的回憶。
  那是中國剛剛認識南海的艱難時代。那個時代的每一個南海海洋人都充滿傳奇,更不要說作為第五任南海分局局長的梁松。
  比如1987年5月開始那次持續的航程,乘坐當時中國遠洋科考船中唯一“能夠拿得出手”的“向陽紅五號”,在梁松等人的科學考察之後,發生了那場至今仍被人們奉為傳奇的海戰。
  梁松更願意稱自己是一個科學工作者,一個捍衛海洋主權的科學工作者。
  帶上主權碑出海
  梁松穿一雙黑布鞋,銀白色的頭髮梳理得一絲不苟,襯衣扎進腰帶。他不緩不急地從隨身攜帶的布袋里拿出幾張紙,那是特意準備的南海資料。  
  就是這些島礁,在相當長的時間里,只能從紙上瞭解——如果不是198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(以下簡稱“海委會”)第14次會議。
  當年“海委會”的全球海平面聯測計劃中,列屬中華人民共和國承建管理、其領土主權範圍內的國際聯網海洋觀測站中,涵括了西沙海域站與南沙海域各一個。
  去南沙建站——這讓梁松和同事們很激動。
  他說,當時對於中國在西沙和南沙以主權所有國的權力建設海洋觀測站,南海諸國沒有任何異議。其時,菲律賓政府代表團團長就是那一屆的“海委會”主席。
  而今,南沙島礁上的新動態時常讓梁松激動。他以及那一代海洋人,就是中國在這些礁盤上的奠基人。
  梁松記得,要在4平方米的永暑礁上保持存在,中國的船隻要帶好水泥,一塊一塊粘貼花崗岩石——這就是如今永暑礁、赤瓜礁等地中國主權碑的來歷。
  1987年5月,梁松等人搭乘“向陽紅五號”出海時,用的還是法國人留下的海圖。
  作為這次行動的海上總指揮,梁松說,當時主要是對部分島礁進行地質、水文、環境等要素進行科學調查,並投放主權碑。
  那次行動,梁松的搭檔、時任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副局長王志斌擔任應急安全保衛組組長。
  而今,談起那次任務,梁松依然謹慎,“這個你不要問,這個不好說。”其實那時候,梁松等人都不清楚為什麼要搞這次任務,有些人還向家人交代了後事。
  這是一次勇氣之旅。1985年後蘇聯在金蘭灣增駐20多艘艦船,威懾中國。南沙群島北端距離中國海軍航空兵最南部的海南陵水機場還有900公里,當時中國飛得最遠的飛機殲8作戰半徑只有800公里。
  前往南海的途中,新四軍老幹部王志斌教人們“自衛”,為防萬一。
  因為海圖不准確,執行“重要任務”的梁松等人險些錯過了他們的目的地——雷達持續搜索也沒能發現永暑礁。
  若不是爬上距海面28米高的桅桿,肉眼瞭望,只怕他們會無功而返。
  “向陽紅五號”放下舢板,抵近礁石。沒想到漲潮了,礁石上的分隊長趕緊呼喊大船支援。被救上船後,分隊長被梁松狠狠地一通訓。
  進入永暑礁的最初幾天,海上還算平靜。地質考察隊要在礁盤上鑽100多個孔,以獲取更多的岩層地質資料,十多名水文考察隊員輪流在礁盤上過夜。
  危險發生在永暑礁考察接近尾聲的5月23日上午11時許,近20名不明國籍的武裝人員乘小艇突然出現在永暑礁的西南礁盤上。
  “向陽紅5號”正在十餘海裡外勘察,留礁考察人員不過10人。
  好在“向陽紅5號”得到緊急報告後迅速返回,在梁松的命令下,突擊隊也整裝待發。同時,他急電北京,請求海軍護航編隊支援。
  隨著“向陽紅5號”迫近,不明身份武裝人員搭乘小艇迅速離開了。
  科考隊沿著六門、華陽等島礁走了一圈發現,由於礁盤都在水下,已經做好的主權碑無處投放,於是“直接扔進了海裡,以宣誓主權”。
  1987年6月6日,考察隊完成全部考察和巡航任務回到廣州。不久後,《南沙群島海洋站選點調查報告》呈報給了國務院和中央軍委。報告中寫道:“永暑礁地處南海入印度洋要衝,離西沙群島永興島440海裡,在太平島至南威島之間,海區寬闊,礁盤平坦,面積約為7平方公里,地質基礎好,礁沿有成排的片塊、礁石……適合作為海洋站和部隊進駐的首選地。”
  1988年2月初,中國施工部隊在永暑礁正式開工建設74號海洋觀測站。為保證建站工地的安全,1988年1月18日至3月14日,中國南海艦隊先後進駐南沙群島多個島礁。
  3月,赤瓜礁之戰爆發。
  當年越南進占了29個南沙島礁後,梁松帶人坐船抵近觀察,“越南人很猖狂,打著越南旗呼喊。”
  後來到上世紀90年代初,在進行美濟礁科考任務時,他們發現了菲律賓派去的“特務船”,“被我們趕走”,“我們說是我們的國土。”
  最終,中國在美濟礁上的海洋漁業保障基地順利建立。
  沒有科技支撐,空想沒有用
  以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局長的行政職務,一直沒能放下科研工作的梁松,還是南海赤潮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。
  他說,研究南海,首先要搞清楚這片大海的自然狀態。
  “南海海洋數據不能中斷。”1985年,梁鬆開始負責在南海海域投放大型遙測浮標。那是中國第一次與美國人在南海進行“中美海洋與氣候相互作用合作調查”。
  調查持續了一段時間。就是這八個航次,讓梁松頗有感慨——“美方有很多技術含量很高的設備,我們學習了很多東西。”
  20世紀90年代初期,南海分局也購入了一種大型無人遙測浮標。
  不想,遭遇強颱風後,浮標漂走了。
  浮標漂向了越南方向,越南人爬上浮標,但是“不敢動”,因為怕自毀裝置爆炸。
  正在南沙執行任務回程的梁松接到了基地的呼叫,命令他們“過去看一看”。趕到相關海域,對面的越南艦艇已經褪下了炮衣。
  形勢很緊張,梁松迅速請示北京,同時“準備撞”。
  後來經驅趕,越方船隻遁逃。
  浮標測量使中國掌握了大量南海海洋數據,為後來的南海佈局打下了扎實的基礎。如梁松所說:“沒有科技支撐,空想沒有用!”
  2013年7月,中國開啟第二次全國海島調查計劃,希望用5年時間對中國萬餘個海島進行全面調查。
  而早在30年前的1983年,梁松曾負責了第一次海島調查。那時他們使用手搖式計算機對海島的面積、資源等情況進行了細緻測算,調查結果形成了“厚厚的資料”上報。
  如今,儘管珠江口的荒漠化問題以及魚類污染問題讓他痛心不已,可除了呼籲,他沒有更好的辦法。
  有時候,這個見證過風雲的老共產黨員也有些落寞。
  1964年,無線電專業的毛頭小伙梁松,來到北京東長安街31號的國家海洋局報到。
  海洋局新來的年輕人,趕上了當年的全國儀器大會戰。
  他被派去籌建後來被稱為“海字164”的天津海洋儀器研究所。
  梁松選擇的論證題目是“航空紅外測溫儀”,這種技術如果做得好,可以通過測量海水溫度、跟蹤測量潛艇航跡。
  結果,這後來變成了中國測量魚群軌跡溫度的技術前奏。
  另一個他選擇的方向是“走航海流自記儀器”,後來成為了“蛟龍號”的海底攝像頭。
  鑽研技術的一個結果是,1975年,全國海洋系統批了四個工程師的職稱,梁松是其中一個。
  那時候的他一直覺得,自己應該好好乾業務。以至於時任國家海洋局局長的羅鈺如找他談話時,梁松還堅持自己“願意搞業務,不願意搞行政”。
  羅突然翻臉:“你還是不是共產黨員?!”
  梁松於1980年到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,“搞海洋環境監測中心”。
  科技能做的還有更多,比如說,他們還參加了大亞灣核電站的選址調查。
  上世紀60年代成立的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,工作人員都曾穿著軍裝。
  來到南海分局三年後,梁松帶領代表團出訪,他發現,很多國家在海洋管控與海洋環境保護領域的做法,值得一學。1987年,梁松在論文中提出了“再也不能五龍鬧海”的呼籲。
  海洋強國過去不敢講
  在梁松的記憶中,“各級領導陸續來南海分局視察”是從1983年開始的。
  1985年起,南海分局逐步建成了南海浮標監測網,海上浮標通過衛星向地面接收站傳遞實測資料,為環境預報、海洋勘探開發等工作提供依據。
  這一監測網以海洋衛星、飛機、船舶、岸基站、浮標、海床基等為手段,構建了一套中國南海海洋環境立體監測監視系統。
  也就是在那一年4月,梁松成為南海分局第五任局長。
  實力不是一天兩天提升的。梁松記得,1983年他們對一艘沉船進行調查時,還只能用稻草打撈海面上的燃油——“海洋強國過去不敢講。”
  那時中國的海洋工程原料、工藝都不行,以致多年以後,梁松還對本刊記者感慨“真窩囊”。
  有時候,讓他窩囊的還不止這些。
  當時,中國在南海投放浮標進行科研,與周邊國家並無相關協議。一次,一個海上浮標漂到了曾母暗沙以南的海域,“上級很生氣,來人,讓我們學習文件。”“我說什麼事?他們說,你們管理的浮標丟了一個。”
  事情的結果是,損失並沒有發生——早在購買浮標的時候,梁松就為其上了保險。
  從中共十八大提出的關於海洋戰略的內容來看,梁松覺得自己所期望的海洋管理體制改革,或將不遠。這也讓他對中國海洋之路的未來,再次生起無盡的遐思。
  那種澎湃心情,就如同數十年前那個剛剛工作的、青澀大學生一樣。
(原標題:梁松:在南海投下主權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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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若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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